周恩来和天津有着不解之缘。1913年，他15岁考入南开学校，进一步实践自己的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16年4月，周恩来在作为发起人之一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的会刊《敬业》上发表的诗作《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中，就有“相逢萍水亦前缘，负笈津门岂偶然”之句，表达了他对天津的真实感受。1917年，他在天津度过中学时代，遂“大江歌罢掉头东”，东渡日本求学。

1919年4月5日，周恩来在日本京都曾经作《雨中岚山》一诗，其中写道：“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当时，他已经涉猎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思考救国图存之道，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真理”的思考与感悟。他自云“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故“返国图他兴”。而在国内，一场伟大的学生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主笔《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周恩来是踏着五四运动的节拍回到天津的。1919年5月至6月,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天津各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界罢市……天津跟随着北京的局势而风起云涌。

1919年8月6日出版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回到天津的周恩来，很快投入了激荡的时代洪流。他先以校友的身份到南开学校临时担任校长张伯苓的办公室秘书，协助其筹备南开学校大学部，并积极参与到学生运动中去。周恩来在天津学界颇有声望，他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品学兼优，敬业乐群，参与表演，擅长演说，并先后主编会刊《敬业》和校刊《校风》等刊物。因此，新成立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谌志笃和副会长马骏，于同年6月下旬邀请他来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当即表示，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此后，他以惊人的速度运筹办报事宜，7月21日便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成功创刊。该报成立最初是日刊，设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8个栏目，其中，《主张》和《时评》栏目是重点，它以敢言而闻名，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这都有赖于周恩来的笔力锋芒，一针见血。

周恩来不仅担任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笔，为了筹集资金，他还重操旧业，举行话剧义演，逐步解决了纸张、印刷、出版等诸多问题。报社成立之后，周恩来积极撰写时文，参与审稿、排版、校对，甚至参加早上的卖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提出了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口号。

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宣传阵地，周恩来用“飞飞”的笔名发表多篇文章，篇篇切中要害，使得《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天津乃至全国引起广泛关注，报纸销售到北京、上海、南京和保定等多地，最多时每期报纸销售量高达两万份。

因为报纸影响力太大，使得反动当局十分气愤，印刷局在天津警察厅的授意下停止印刷《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年9月22日，《益世报》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紧要启事，宣布该报被迫休刊，但他强调说，正在竭力寻找其他印刷局，一定可以继续出版，再出版前一天一定会登报告知大家。

1920年周恩来留影 

经过努力，《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终于在10月7日得以复刊。1920年初，随着局势的不断严峻，该报被迫停刊。

“天津的小明星”：创办青年学生进步社团觉悟社

五四运动持续发展。1919年9月2日正午，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刚刚参加完请愿活动的8名青年学生登上了火车，其中包括周恩来、谌小岑等3名男生和张若名、郭隆真等5名女生，均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核心成员。

在车厢里，由张若名首先提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倡议，希望破除社会上男女之间的界限，建立男女合组的组织，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周恩来进一步主张，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等更加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作为引导社会的先锋。当火车行驶到天津时已是晚上7点31分。据当事人谌小岑回忆，他们在这次行程中谈得很痛快。这次列车上的谈话也成为觉悟社成立的初始萌芽。

9月8日，周恩来成为南开学校大学部（11月25日改名为南开大学）文科第一期的学生。16日，男女青年合组的觉悟社在天津老城东南草厂庵宣告成立，该社成员由周恩来提名的谌小岑等男生10人和由张若名提名的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女生10人组成。觉悟社通过抓阄的方式，以从1到50的数字确定了每位社员的代号，并以所抽号码的谐音作为每个人的别名，用以通信或作笔名，比如邓颖超抽的是1号，其别名为“逸豪”；周恩来抽的是5号，其别名“伍豪”。

在觉悟社成立大会上，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负责起草觉悟社宣言。觉悟社不设置会长职衔，组织上实行委员制，社务大家分担，重大问题须经全体讨论。觉悟社成立不久，便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引起社会关注。当时的北京《早报》称觉悟社为“天津的小明星”，北京《晨报》曾称它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小团体”。

觉悟社成立的第五天，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邀请到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前来天津讲演，指导觉悟社的活动。当日，李大钊先到天津维斯理堂作公开演讲。他分析了英、美等帝国主义侵略亚洲后国家的实质，阐述了被压迫民族人民求得解放的途径，指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必须坚持到底”。他还告诫青年们，“一要不承认一切卖国条约和密约，二要实行民族独立自决，三要打倒卖国贼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人”。演讲之后，李大钊特意到觉悟社与大家交流，他坐在门口的一张靠背椅上，和十几名觉悟社员像一家人一样亲切地叙谈，气氛融洽，大家谈了1个多小时。当时，觉悟社最年轻的邓颖超介绍了该社成立的经过和旨趣，并表示要向北京前辈学习。

1920年8月15日，觉悟社主要成员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封建隔阂，将男女同学组成团体，出版《觉悟》等都非常赞许，并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

觉悟社以“革心”“革新”的精神和“自觉”“自决”的宗旨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周恩来和大家开始研究新思潮，又组织了9月底至10月初赴京的请愿斗争。当年10月10日，在天津南开操场，邓颖超在演讲时被枪柄击中，受伤吐血，闻见者倍受动容。觉悟社成员更加迫切地感到，取得胜利必须用思想武装头脑，他们再度加紧学习和研讨，每每彻夜读书对谈，一个集合他们思想的刊物《觉悟》应运而生，周恩来担任主编，并执笔写成《觉悟的宣言》和《觉悟》两篇文章，因为印刷的延误，该刊物于1920年1月20日才成功出刊。

“思想颤动于狱中”：编写两部珍贵革命文献

在1919年11月，福建福州发生了日本暴徒打伤、枪杀我国学生和巡警的事件，造成“福州惨案”。全国各地闻讯后迅速声援，反日情绪高涨，天津各界爱国团体在南开操场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就此展开。1920年1月23日，天津东门内洋广杂货铺“魁发成”店内发现日货洋灯罩17篓，此纯属私运，而该店还居然勾结日本浪人殴打前往调查的学生，反动军警倒行逆施，在24日又接连镇压学生和各界代表，造成多人被捕。25日，在维斯理堂，觉悟社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积极营救被捕代表，同时还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向直隶省公署的请愿条件。

至1月29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数千名学生在东马路集会，散布传单，声明要前往省公署请愿，周恩来作了长达半个小时的讲演，大会推举周恩来、于方舟、张若名、郭隆真4人为请愿代表。请愿大军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涌向金钢桥畔的直隶省公署。

周恩来等4人在前往交涉之时被捕，随即反动军警手持刀、棍和水龙带对学生队伍夹击，致使50多人流血受伤，酿成“一·二九”惨案，周恩来等4人被押往营务处，沿途戒备森严，观者如堵，他们高呼爱国口号而去。几日后，被捕的学生代表又被押至天津警察厅，与各界代表分别拘押，互相不能联络，既不传讯，也不开庭，牢房又不给生火取暖，反动警厅妄图以此拖垮代表们的意志。

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打算以分别谈话的方式来瓦解被押代表，周恩来据理力争，并写了一份《质问警厅拘捕理由书》，但是杨以德拒不解释，又派司法科长到牢房找周恩来谈话，也遭到义正词严的拒绝。农历除夕，杨以德假意设宴款待全体代表，并在宴会上长谈3个多小时，大肆宣扬汉奸谬论，又以高官利禄诱惑，当场遭到了周恩来、马骏等被捕代表的严厉斥责。

周恩来和被拘代表们通过秘密联络，相约在4月2日向天津警察厅通告，希望3天内速开公审，否则全体绝食自毙。当日，警察就限制了代表们的行动自由，并且以言语挑衅，激怒众人，当日代表们开始绝食。直到3日晚，反动当局基本答应代表们提出的条件后，大家才停止绝食斗争。绝食斗争的消息传到社会后，媒体对当局不断谴责，全国各地也纷纷来电抗议天津警察厅的暴行。5日，学联代表谌志笃、邓颖超等24名男女学生来到天津警察厅，要求替换被押代表，他们和杨以德再度发生言语冲突，反动当局最终被迫答应了代表们的全部条件。7日，除了因病和被保释出狱的代表之外，其余被拘的21人被移送至河北地方检察厅。

周恩来在狱中编写的《警厅拘留记》

周恩来不仅是这次劫难的亲历者，而且还是一位记述者。为记述被拘代表们在狱中斗争的情况，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和镇压人民的罪行，他在被移送到河北地方检察厅之后的5月便开始编写《警厅拘留记》，至6月初完稿。

经过“审判”，7月17日，周恩来等人出狱，天津各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

10月，周恩来在赴欧留学前夕，将《警厅拘留记》手稿交给了与他同时入狱的马千里。12月4日，此稿开始在《新民意报》上刊载，后来被刊印成书。这部3万多字的光辉革命篇章，是周恩来根据被拘代表的叙述和日记编写而成的，是一部反映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学生和各界群众爱国斗争的珍贵史料，也是再现周恩来青年时代革命活动的重要文献。

而在《警厅拘留记》之后，周恩来又根据除女代表之外被拘代表的活动日志与日记编写成一部《检厅日录》，这部书起初并未写完，书内的公审问答辩护详情以及稿件上的修正，由马千里完成。周恩来在11月24日赴欧途中的轮船上为其写了例言，到法国后才完全脱稿，次年寄回国内在《新民意报》上连载。1924年1月间，经马千里完善，交付《新民意报》社印刊，但是由于该报停刊，又因经济压迫，故又搁置子两年之后，于1926夏令，经又新印字馆署名“周飞飞”刊印出版。

《检厅日录》详细记述了周恩来等人被检察厅羁押期间的生活。书中写道：那时他们的拘留条件有所改善，可以自由往来、聚会联欢并阅读书报。他们还共同议定，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方舟3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据载，在被检察厅拘押期间，周恩来多次向大家介绍马克思学说，所讲内容包括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经济论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等。不但如此，周恩来还在狱中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更加认清了严酷的社会现实，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周恩来于1920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坚定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1年春天，周恩来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