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朋辉

大沽船坞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纪初，晚清洋务派进行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天津是这场运动的中心之一。洋务派在天津筹办了包括天津机器局、大沽船坞以及电报电话等在内的军事工业，成为天津近代工业的出发点。

造就“洋军火之总汇”

　　1867年，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首创天津机器局，生产枪炮、火药。作为天津洋务的“龙头企业”，天津机器局被清政府寄予厚望。但创业之初，筚路蓝缕，收效甚微，到1870年，制造火药的东局只有一架药碾开工。清政府将三口通商大臣裁撤，改设北洋通商大臣，并且规定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所有天津洋务事宜都由他筹划。李鸿章接手天津机器局后，撤去了原来的洋总办密妥士，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原上海机器局督办沈保靖，其他人员也大量换成了南方人，李鸿章由此完全掌控了机器局。此后的十几年间，李鸿章对天津机器局先后进行了五次规模较大的扩建，到了九十年代，天津机器局每年可以生产火药六十至一百多万磅、铜帽五千万粒、子弹四百万颗、炮弹六万余发、水雷数百个，除了供给北洋防务和淮军之用，还可以供应河南、吉林、热河、察哈尔、黑龙江等地的军需。李鸿章得意地把天津机器局称为“洋军火之总汇”。

　　天津机器局的作用，并不仅限于生产武器装备。像今天的大企业一样，这个颇具规模的军工厂对天津乃至整个北方的工业近代化都起到了带动辐射的作用。工厂的蒸汽动力需要大量的煤作为燃料，而当时中国土产煤的质量不能满足锅炉的使用，崇厚筹建的时候，启动所用的一千多吨煤是随着机器从英国运来的，后来又改用日本长崎的煤，致使机器局的成本居高不下。此外，轮船招商局、北洋海军也是用煤的大户，如果都依赖进口，清政府根本无力负担。李鸿章接办后，曾经向他的朋友抱怨说，机器局所用煤数量颇巨，但“皆从海外运来”。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李鸿章令人于天津附近勘探煤矿，这才有了1878年开平煤矿的创立。后来为了减低运煤的成本，从1880年至1888年，李鸿章又决定修建了唐山至天津的铁路，成为我国早起铁路建设的里程碑。

从购买洋船到自制“潜水艇”

　　1875年开始，李鸿章奉命筹建北洋水师，先后购买了25艘战舰，打造出一支亚洲乃至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近代化海军。船只投入使用后需要保养、修理，最初每次都要远赴上海、福州，路途遥远，往返需时，一旦遇有战事，很容易贻误军机。1880年，李鸿章奏请在天津大沽口建造了一座军用船坞，专门用于修整北洋水师的军舰，这就是“大沽船坞”。到1885年，大沽船坞已经拥有六座船坞，还建成了打铁厂、锅炉厂、铸铁厂、模件厂等配套设施。这座船坞平时修理军舰，冬天可用于军舰驻泊避冰。北洋水师的25艘战舰中，除了“定远”“镇远”等7艘因吨位过大进不了大沽口，其余的18艘都在大沽船坞进行过多次修理。

　　修船的下一步就是造船。大沽船坞从装配合龙外购船舶中积累了经验，开始制造一些吨位不大的挖泥船、驳船，后来又在外国技师的指导下装配一些比较大的轮船。其中最大的一艘是1886年建造的“遇顺”号钢壳拖船，其长度达38.4米，宽6米。到1911年，大沽船坞共建造过兵轮12艘。当然，造船所用的机件主要还是购自国外。天津机器局的造船历史比大沽船坞更为“传奇”。早在1875年，天津机器局就已经造出了中国第一艘抓斗式挖泥船，当时的文献描述其样貌道：“以铁为之，底有机器，上有机架，形如人臂，能挖起河底之泥，重载万斤”。后来又为李鸿章建造了“仙航”号小汽船，为慈禧太后建造了“翔云”“捧日”两艘小汽船。更神奇的是，天津机器局还造过一艘“水底机船”，时在1880年9月。这艘船“式如橄榄，入水半浮水面。其水标缩入船一尺，船即入水一尺。若涉大洋，能令水面一无所见”。这是见于史料记载的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潜水艇。

电报引来“得律风”

1885年3月15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天津设得律风局价格事致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札（天津市档案馆藏）

　　电报于1844年由美国人莫尔斯推向应用，但清王朝迟迟未能引进。1880年中俄伊犁谈判过程中，因为消息传递缓慢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李鸿章由此看到了电报这种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巨大作用，即可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于是在1879年奏请朝廷试办电报。清廷批准先在天津铺设一条电报线，这条线以天津直隶总督行署为起点，经天津机器局东局及紫竹林租界和招商局，至大沽炮台及北塘兵营。是为中国近代电信事业的开端。1881年，又建成了从天津至上海的长途电报线路，并设电报总局于天津东门内，李鸿章亲自担任总裁。到1889年，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的电报干线通讯网。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得意地说：“中国创设电线，已阅十年。近来风气渐开，推行日广，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布二十二行省，并及朝鲜外藩，殊方万里，呼吸可通，洵称便捷。”

　　电报将它的“孪生姐妹”也引进了天津。1885年3月15日，李鸿章下令在天津新关南及大沽新关设立两个“得律风”总局，另设四处分局，共需价银约四百两，由天津海关负担。“得律风”，即电话telephone在当时的音译。1884年，天津电报局开始筹备电话线路，分别是从紫竹林新关南栈起至大沽海神庙新关公所止、自大沽新关公所起至炮台内新关挂旗处止。可以看出，电话线路和最早的电报线路基本是重合的。实际上，到了1885年底，电话已经设置完毕，由天津电报局洋人璞尔生负责经理。这是国内最早由中国人自己铺设的电话线路。

　　天津洋务运动中引进西方工业成果的尝试，开创近代中国风气之先，使天津较早迈开了工业化的步伐。这些工业企业培养出中国较早的一批工业技术人才，积累了工业生产的宝贵经验，对此后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